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回顾1950—1960年代的反修斗争，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

“毛泽东旗帜网”评论员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始于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是始于1950年代开始的对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国际共运前所未有的兴旺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而且其中有几个大国，从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势均力敌的局面，极大地震撼了帝国主义体系、打乱了帝国主义的战线。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如何对待已故的革命领袖斯大林、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这个问题上，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阶级和阶级斗争、如何保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上，在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如何利用议会斗争方式又防止议会道路的问题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推行了一整套错误的思想认识和思想路线，更以一种“老子党”、“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强迫各国共产党人接受他们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

面对这来势汹汹的错误潮流，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团结和率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大无畏的斗争。现在回顾这场反修斗争，我们可以从中学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很多思想营养、学到他老人家很多高贵品质。

1956年，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际，毛主席就以敏锐的目光，看到这将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当时就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中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可以不学十月革命道路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说赫鲁晓夫“丢刀子”，就是说这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放弃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当时，赫鲁晓夫是斯大林逝世后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大家认识都还不够，需要从各种事情上对他加以认识。但是，就在赫鲁晓夫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当月——1956年3月，毛主席就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指出：“过去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1954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兴建15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141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儿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由此可见，毛主席并没有因为赫鲁晓夫曾答应给中国很多经济援助，就丧失原则、就觉得赫鲁晓夫好得不得了，而是把赫鲁晓夫前边的“灵活”与后边抛出秘密报告的行为作对比，得出“看来此人有点儿实用主义”的结论。若不是站在一定思想高度、具备一定政治敏锐和远见，是不可能得出这种结论的。

由此可见，毛主席不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具备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善于见微知著。毛主席曾批评某些同志“见事迟”、“得计迟”，他说：“所谓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不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我国访问，参加我国国庆十周年活动，跟中国领导人大肆吹嘘他之前访问美国的感想。他说，美国每一家人都有房子、汽车，很富裕，资本主义世界很稳定，不要再试图用武力挑战它的稳定性。他还说，他访问了一家农场，农场主送给他三头黄牛和一盘银币，这位农场主说他很热爱和平。赫鲁晓夫说，美国的总统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都很热爱和平。

赫鲁晓夫那次来访结束后，毛主席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对赫鲁晓夫的浅薄之见进行了讽刺：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房，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据吴冷西所著《十年论战》一书记载，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是在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这首诗当时没有广为流传，更没有公开发表，不过这个例子再一次说明，在1959年的时候，毛主席同样明察秋毫，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着高度的警觉，尽管当时还没有公开批判赫鲁晓夫。

对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言行，毛主席当时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正确的斗争，先是本着尽量团结的原则，在内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比如对于斯大林评价问题，在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之后的一个月——1956年4月，毛主席会见来访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时就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具体分析、要全面估价。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是本着这样一个基调来评价斯大林。这样，我们正面说出了我们的看法，同时也没有公开批判赫鲁晓夫。1957年11月，毛主席率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与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频繁接触，对于斯大林，采取“先抑后扬”的策略，先批评斯大林的缺点错误，然后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基本方面，得到各国同志的普遍认同。所有这些，都表明毛主席当初是本着团结的诚意，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衷心希望苏联领导人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端正思想认识。

再一个例子，就是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要起草一个《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分子要求在宣言中重弹苏共“二十大”报告的错误论调，胡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过渡实现社会主义。毛主席当时与西方各国兄弟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大量谈话，了解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同时苏联领导人则顽固坚持写上这些错误的东西。为了顾全大局，毛主席表示，宣言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写法，既然不能进一步修改，那么我们保留意见，我们写一个备忘录交给苏共，把我们的意见写清楚，这样，就可以使宣言通过。

毛主席率代表团回到北京后，在一次会议上说，这次在莫斯科，我们大部分意见都讲了（指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但是有些意见也没有完全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社会党的问题，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法，我们都有不同意见，但是这次没有展开讨论，我们要留一手，不要一次把所有问题统统讲开。这就是说，毛主席心里是清楚的、有数的，下一步还要继续警惕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但是斗争方式要讲究策略。

然而，同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苏联领导人不仅不反思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言行，反而变本加厉地利用各种机会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他们不仅推行他们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观点，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甩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藐视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迷恋于同帝国主义搞“裁军”、搞“缓和”，妄图使苏美两大国联手主宰世界、包办国际事务，更加暴露出其社会帝国主义倾向。对于国际共运内部的不同意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则摆出“老子党”的架势，采取大国霸权主义的做法，对不同意他们观点主张的兄弟党进行围攻，乱扣“反苏”、“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等政治帽子。1960年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苏共纠集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团围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国际共运上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紧接着，苏联对新中国开始了全方位遏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趁着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的时候，撕合同、撤专家、逼还债，妄图使我们屈服，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尔后，苏联把核武器对准中国，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使两国关系急速恶化；1969年，还曾发生苏联小股军队在我国黑龙江珍宝岛地区侵犯中国边境的事件。

1963年7月，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将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正式公开化，对事实进行歪曲、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谩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从各个方面、针对各个重大问题，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

这个时候，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支持不住了，他们摆出“劝和”的姿态，在他们发表公开信、在他们公开批判兄弟党之后，却主张停止公开论战。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对他们自己的一系列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观点不作任何反思和自我批评，对他们弹压、围攻兄弟党的霸权主义行径更是不做自我批评，摆出历来正确的架势，喝令兄弟党停止论战，而且把“分裂主义”、“破坏团结”等政治帽子不断扣向中国共产党等坚持反修立场的兄弟党。

与此同时，一些兄弟党和国际友人也出来“劝和”，最典型的一次当数1964年3月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京“劝和”。据吴冷西著《十年论战》记载，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首先拜会罗马尼亚代表团，然后，金日成向毛主席汇报说，罗马尼亚同志与赫鲁晓夫是有矛盾的，但是他们思想上还没有准备好，害怕分裂；他们同赫鲁晓夫的矛盾不是属于理论原则问题，而是由于赫鲁晓夫干涉他们的内政、对他们施加压力，这些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所引起的。

在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毛主席指出，我们也不愿意公开论战，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他们挑起来的；苏联发表了两千多篇文章，还有追随它的四十多个党做出的决议，可我们才发表了九篇文章；既然论战已经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除非苏共和追随它的四十多个党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他们发表的攻击中国党的决议、文件统统是错误的，宣布撤销，我们就停止答辩。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联合国说我们“侵略”了朝鲜；赫鲁晓夫又扣了我们一大堆帽子：“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等等，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坏，那他们应该攻击、应该批评。毛主席亦庄亦谐地指出，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打了这么几年，没有死一个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

这时候，罗马尼亚代表团成员齐奥塞斯库说，公开论战对已经执政的兄弟党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尚未取得政权的兄弟党，会带来困境、带来损失。毛主席问会带来什么损失，齐奥塞斯库说，分散他们的力量，把他们组织搞垮，使他们不能够集中力量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时，我国代表团的好几位同志插进来反问齐奥塞斯库，四十几个党中大多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他们没有取得政权，如果他们感到困难，为什么跟随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呢？

毛主席最后指出：“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我看人们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包括波兰，也许还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你们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们跟你们的观点接近。我讲的所谓接近的观点是什么呢？不是讲停止公开论战这个观点，而是讲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干涉别国内政的人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当时，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毛雷尔对毛主席这个观点表示特别赞成。

196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顺道访问北京，毛主席会见他的时候指出，如果你们真的要团结、要让我们去参加你们的会议，那么你们能不能取消前年7月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还有，你们跟阿尔巴尼亚这么一个小国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搞得那么绝对，我建议你们取消过去对付阿尔巴尼亚的那一套。柯西金则表示：“这是不可能的”。毛主席问：“真的不可能吗？”柯西金回答：“真是不可能。”

最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毛主席指出，中苏之间，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区别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区别也可以；客观的情况会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　

回顾这场惊心动魄的反修十年论战，使我们想到很多东西。

第一，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最隐蔽、最不容易被识破。当年，毛主席已经认识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在那个年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需要巨大勇气的，而且当初苏联只是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发生了某些变化，经济基础领域还没有大面积私有化，那时候就说苏联变修了，当时在国际国内，特别是国际上，有很多国际友人、很多共产党人都不相信。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开大会都是挂着列宁的巨幅画像，每次苏共的文件、公报，都说自己是执行列宁主义路线，什么“苏共二十大的列宁主义路线”、“苏共二十二大的列宁主义路线”，这些措辞在苏联媒体上比比皆是。现在我们都把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分子看成敌人，实际上，他们一开始都是同志，这在当时的人们来说，可能就比较难于接受，特别是对于政治上比较幼稚的共产党人来说，赫鲁晓夫是伟大的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怎么能看成敌人呢？再说他们口头上每天都挂着“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等口号。所以说，“左”的面目最难于识别。当时，咱们只能首先揭露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问题，以便争取各国人民和更多的进步力量支持我们。

第二，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新问题，怎样得出正确的认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怎样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怎样缔造新社会和共产主义新人？生产资料初步实行公有制之后，还有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怎样使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前进？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暂时的资本主义和平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结合新的社会形势制定出怎样的斗争策略？怎样结合新的形势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新一轮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上都采取了哪些新战略？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发现哪些新特点？探索出哪些新的对策？

面对这一系列新问题，本应按照毛主席所一贯倡导的思想方法，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

然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在如何评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评价苏联革命领袖斯大林的问题上，极力贬低斯大林、肆意丑化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在如何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前进动力、如何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他们抛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他们提出要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建设“三无世界”（无战争、无军备竞赛、无核武器）；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上，他们提出“和平过渡”等谬论。所有这些，在思想方法上无不表现为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这就从反面说明，要面对新问题把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得出正确的思想认识，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九评”中引用的毛主席的一段话所指出的那样：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如果说，在国际上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国内受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修正主义思想内容的根源，那么，脱离斗争实际、任意瞎说、随意杜撰新“理论”，贬低先前的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抬高自己，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甚至以手中的权力作为压制不同意见的工具，这些都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上的根源。

现在我们返回来考察当年的反修十年论战，考察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考察毛主席逝世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艰难的认识和探索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到，一支革命队伍，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新问题，这个队伍中不同的分支和不同的人们，也会面临很多不同的问题、出现很多不同认识，要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使自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要使自己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即、全方位做到的，也不是简单化地套用马列主义现成结论能够做到的，必须从实践出发，经过反复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把马列主义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地解决新的课题。这个过程，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各国共产党人、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否则斯大林逝世后、毛主席逝世后的历史，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历史挫折呢？这就提醒我们，即使我们没有滑到修正主义的立场上，抑或即使我们还坚持革命的思想原则，我们是否也会因为自己的某些主观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客观实际而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如果我们主观认识上、客观行为上的错误越来越大，是否就会越来越接近修正主义的边缘呢？如果我们不坚持毛主席倡导的“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而是自以为是、专横跋扈，甚至也像修正主义分子那样，对同志搞两面手法、搞突然袭击，我们的主观思想难道不是会越来越脱离实际吗？

可见，在不断探索和研究新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的道路上，能否坚持毛主席的实践论、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能否使自己的主观不脱离实际，这是我们避免主观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保证。

第三，尽管修正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尽管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为当代国际共运提供了很好的反面经验，但是要避免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不仅要批驳错误观点、树立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更重要的是要造就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1950—1960年代，当时各国年轻的共产党组织，很多都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快速成长起来的，没有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其中一些共产党人，就比较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当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又比较容易迷信苏联、容易跟着赫鲁晓夫跑。另一方面，伟大的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内部，为什么会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他们党内没有出现一种能够及时克服修正主义思潮的强大力量？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在“九评”中加写了一大段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论述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九评”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其中第一条是“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即是说名要符实，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欺世盗名、拉大旗作虎皮，是修正主义分子的最大特点。

第二条是“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讲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阶级立场，而一个人、一部分人，他（他们）持怎样的阶级立场，不是看他（他们）自己声称，而是看他们的行动客观上到底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第三条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第四条是“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第五条是“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后边这三条， 都是讲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的。过去，我们不理解，共产党人当然应该具备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优良的思想作风，但是这在共产党人应具备的众多品质中，恐怕还不是最重要的；为了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为什么要把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作为重要条件呢？

实际上，反观国际共运历史上那些机会主义分子、反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那些机会主义分子，无论是以右的面目出现、还是以“左”的面目出现，难道不都是“唯我独尊”、“文过饰非”、“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某些同志的思想和立场没有滑到修正主义边缘，甚至还能坚持一些正确的思想原则，但是如果这些同志也采取“唯我独尊”、“文过饰非”、“对同志搞突然袭击”等思想作风，那也会使自己止步不前、也会使自己与真理失之交臂。

毛主席晚年在《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是坚持科学思想方法的模范，一定是发扬优良思想作风的模范。反过来，“自以为是”、“动辄训人”，肯定不会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更不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那些“自以为是”、“动辄训人”、“文过饰非”的人，往往是自以为百分之百正确，也往往自以为核心。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却教导我们，“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不是自封的。让别人以自己为核心的人，是最蠢的。”据吴冷西《十年论战》记载，1964年10月10日，正值赫鲁晓夫刚刚下台，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谈到一个党如何涌现领袖的问题，毛主席说，如果是打仗，可能会快点出人才、出领袖，但现在是和平时期，恐怕不会很快造就一个领袖。

正因为如此，我们体会到，毛主席当年把“能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能发扬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能够谦虚谨慎、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这三条作为接班人五项条件的三条，防止革命接班人像赫鲁晓夫那样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防止革命接班人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这是多么准确、多么英明的预见！当然，毛主席在讲接班人五项条件第三条“必须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也就是说要防止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骗取我们的信任、被我们无原则地加以“团结”。

综上所述，毛主席当年领导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首先，回顾毛主席率领我们进行的这场严肃的反修斗争，我们认识到，面对可能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需要我们具备较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单纯从良好愿望出发，“见事迟”、“得计迟”，是不行的。同时，又要求我们本着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分析各种不同意见，而不能轻易给别人乱扣政治帽子、不能简单地压制不同意见，如果那样，我们自己也会离真理越走越远，在思想方法上就会犯与修正主义同样的错误。

其次，回顾毛主席率领我们进行的这场严肃的反修斗争，我们还认识到，面对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需要我们发扬松树精神，敢于斗争，不怕苏联修正主义对我们的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军事威胁，不怕国际上帝修反刮起的十二级反华“台风”，在万花纷谢、乱云飞渡、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局势下敖立霜雪、巍然从容。同时，也需要我们发扬柳树精神，善于把握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努力争取中间力量，最大限度瓦解敌人。

再次，回顾毛主席率领我们进行的这场严肃的反修斗争，加深了我们对反修斗争的认识，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警惕和识别修正主义思潮、如何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我们更不得不认真思考毛主席提出的重要问题，即怎样“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怎样使自己“真懂马列”？怎样才叫作“真懂马列”？怎样使我们自己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不断提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总之，要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既需要我们具备敏识妖域、疑有精生的高度的政治敏感，又需要不畏强暴的勇气和无私无畏的胆识，还需要我们善于把握斗争策略。正如毛主席当年所作的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所云：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诗中“一从”、“便有”两词，反映出一种哲学思想，即事物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国际共运的历史，也从来充满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里的“妖”、“精”，特指隐蔽的敌人，即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修正主义分子。

“僧是愚氓犹可训”，是说对中间派，要看出他们属于思想认识不到位，是可以改变的。“妖为鬼蜮必成灾”是说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不能抱幻想。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当年的“九评”明确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尽管我们不愿意，尽管我们反对，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球还是要照常转动，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全世界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是要灭亡的。”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历史上，在立志根除世界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大泛滥已经有几次。当今，是修正主义又一次大泛滥的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的思想、精神、韬略、风范，不正是我们认真学习的榜样吗？！

（转载自毛泽东旗帜网）